唐代诗人杜甫广场铜雕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城市铜铜雕作为城市可识别性元素而存在于城市当中，是城市视觉识别系统中的一部分，属于城市静态的识别符号，是城市形象设计外在硬件部分最直观的体现，是城市的精神物质文明的高度提炼，是一种经过升凝练的印象标志。标志性的城市铜雕在城市空间里起到一个地标的作用。标志性铜雕作为一座城市的代名词，是城市灵魂形象的代表产生。它所具有的象征性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即显性标识象征与隐性标识象征。
城市铜雕所具有的文化性、精神性的内涵是一般景观物无法取代的，它不是公共空间中的一个空洞的景观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概念，而是具有人文性、文化性并与城市中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具有生命的载体与标志。在城市中，城市铜雕作为供人欣赏和直接体验的公共艺术作品，要考虑到受众主体的文化层次和审美诉求，所以城市铜雕的表现内容应该不拘一格，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