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读书儿童梁启超人物铜雕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
城市铜雕凝结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具有很强的文化性和精神性，是一个城市的“魂”。城市铜雕作为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精神追求，体现人们审美理想的艺术语言之一，也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城市铜雕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进一步研究城市铜雕的功能、意义、艺术品格以及她在城市中的地位和她所包含的历史价值、文化精神价值、艺术价值，站在城市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的高度来对待城市铜雕创作。必须意识到，只有对民族母土文化深入研究、充分认识、领悟其精髓，并且以此为本，合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而又始终保持民族自己的艺术语言特点，才可能创造出具有经典性的永久意义的城市铜雕。城市铜雕语言只有具有民族性，才会具有世界性，才会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存在且独具魅力，也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